编者按：检讨与学习，是繁兴提倡并已隐然成为风气的工作方式。检讨，是检查已发生事件中的得失并充分与相关者讨论；学习，是学而时习之，即学习并不断实践。在检讨与学习的过程中，常会产生思考，这是整理检讨与学习的一种方法。我们选出一篇2004年的文字，它借阅读《西方人文主义传统》（Alan Bullock）一书的心得，表达了对人文主义的思考，希望读者通过它了解繁兴的一个侧面。
人文主义的种种叫法 The Alias of Humanism
人文主义在英文中是humanism，此词来自德文，德文又来自拉丁文，本意主要 指“人性修养”。中国有人将其译为“人文”，有可能源于《易经》中“文明以止，人文也”。除了这个译名外，对humanism的一些其它译法，包括“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主义”、“唯人论”、“人学”等等，事实上，即使在humanism的发源地，这个名词的的含义也是多变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地方，基于不同需求的不同人，对它都有不同的解读和表述，甚至大百科全书亦如此。我愿从众说，将humanism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溯源 History of Humanism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建立的，人文主义也一样。让我们大体回顾一下它的发展脉络——
一般来说，西方看待世界的思想分三种模式：第一、超自然模式，焦点是上帝，人是上帝的创造物；第二、人文主义模式，焦点是人，从人的经验出发了解自己、上帝和自然；第三、自然模式或科学模式，焦点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上述三种模式的形成先后看，第一种模式最早，盛行于中世纪；第二种模式次之，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第三种模式则直到十七世纪才基本形成。这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进程相一致，三种模式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在许多地方表现为三位一体。
14、15世纪，意大利出现了“人文学”，它最初是指包括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等在内的一套科目。这就是被英国人所称的“新学”，即古希腊经典的复活或再生。文艺复兴同它有着超过其它一切的关系，关于人文学的这一新理念也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如果说以教学为特征的初期人文主义主要占据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领域的话，其后它们渐渐浸入到了更广泛的领域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并由此产生了公民人文主义（将公民对城郊的服务视为最高美德），基督教人文主义（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人文主义或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基督教教义）等。以佛罗伦萨等城市为中心的欧洲，在这一时期因各色各样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一个“自信的、互相竞争的、一心要获得成就的、追求光荣和不朽的社会（伯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
从文艺复兴时期始，人文主义就表现出观点多样、争论不休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阿伦·布洛克才将此时的人文主义描绘成“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古希腊思想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以人为中心；苏格拉底（与中国春秋那一群思想家同时。上苍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巨人同时降落人间？）所以受到广泛尊敬，是因为他把哲学带到了人间。人文主义反复追求的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并致力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
与文艺复兴为伴并推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自15世纪中叶开始衰败。由法国1494年入侵意大利开始，频仍的战乱肆虐欧洲，温文尔雅的人文主义者连同缤纷绚丽的文艺复兴，一起失去了昔日的优势与辉煌，代之而起的是一场场人间悲剧。勃鲁盖尔（AudreaPalladio）的绘画《死神的胜利》是这一演变的注脚。当战火涂炭生灵的时候，理想色彩浓重的人文主义自然要退避三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它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种哲学体系；它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也不想把自己组织成一种运动（阿伦.布洛克）。”这种生于繁荣的东西只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群中传播，不能真正形成力量；所以，当它被指为异端邪说而遭唾弃时，表现得毫无反抗之力，一些曾经的人文主义者纷纷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甚至宣称人是“可憎、可厌、邪恶的”（路德），“除了上帝的选民，其余人类都注定要受到诅咒”（卡尔文）。
人的权利和尊严是不容蔑视的。以争取人权为目的人文主义既经提出，便天生有强大的力量尽管它这一次的衰落一直要延续到17世纪末。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即使在宗教复活的17世纪，以个体存在的人文主义者仍有一席之地，塞万提斯、伦勃朗、莫里哀等便是其存在的代表和证明。随着哥白尼、加利略、牛顿的出现，人们的视野开阔起来，精神振奋起来尽管不是怎么顺畅。在人文主义一途，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牛顿的朋友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力论》中阐述道：道德价值观，善与恶的意义，均产生于人类经验中愉快或痛苦的感觉。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看来，与牛顿发现自然科学规律一样，洛克发现了人类思想规律。这对他们抱持的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的信念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8世纪初，一群哲学家从各处聚向巴黎，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无组织的小圈子。这中间的许多人今天听来仍如雷贯耳：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吉朋、边沁、休谟、亚当·斯密、富兰克林、杰斐逊、莱辛、康德等与300年前那群在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也是脾气暴躁、争论不休、互相攻讦；但他们都赞成一个主张：“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他们四处游历，著书立说，他们的思想通过各种读书会、俱乐部向外扩散，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行为特征。
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在启蒙运动里，行动代替了清谈，他们纷纷对教会的腐败、政教合一、检查制度、迫害异端、剥夺思想自由、垄断办教育等发起进攻，并掀起一阵阵波澜。
“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政府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试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想所说的东西，已经成为十分普通的方法论。”“这些哲学家们应用批判理性所以如此秦效，是因为他们同时有着一种同样是新发现的自信。如果人类能从恐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改造人类生活条件的力量。古人教导听天由命，基督教教导等待拯救，而这些哲学家却教导争取解放（阿伦布洛克）。”他们成就的最好证明，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当时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还没有分家，如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布封著述《自然史》。
以下是一些至今仍让人叹服的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的言论。
亚当·斯密在《国家论》中对价值、资本、劳动和供求作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分析，为19世纪贸易和工业大发展提供了思想框架，为以后工业社会所有经济学家提供了范本。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英国宪法提出了他著名的分析，他认为它是以分权为基础的，这一分析对日后的美国宪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休漠提出：归根结蒂，任何信念或价值观，不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科学的或审美的，除了人类的经验外，没有别的来源；不论你怎样玩弄词句，都不能给这些信念或价值冠以高于人类经验的权威性。能够给这些信念或价值观以支持的，是它被绝大多数人所共同持有。
边沁在《道德原则与立法工作入门》中提出：考验一切立法和制度的试金石应该是，它们是否最大限度地增进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卢梭是独特的、浪漫的、自身充满尖锐矛盾的人，但这些毫不影响他成为自由的卫道士。他的著述如《忏悔录》、《论不平等之起源》、《爱弥尔》、《社会契约论》等，至今仍让人们受益。
启蒙运动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是康德。康德以他在18世纪80年代完成的三大批判书著称于世：《纯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著作分别处理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问题。
在康德写批判书的时候，美国革命胜利了。做为合众国的创始人，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顿等都是人文主义的坚定实践者。这一点，只要读读《独立宣言》就知道。因此，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是启蒙运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象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消亡一样，启蒙运动在它的诞生地也因反革命而告终，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再也没有消失过。
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of the 19th Century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随后，法国暴发第一次革命，旧制度用了二十年时间击败革命，但却无法击败那已经愈来愈深入人心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一事实集中表现在法国国民议会于1789年宣布的“人和公民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和权利平等的”，这些权利包括公民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立法、宗教和言论自由等。1814年，代议制政治制度和公民权利在整个西方世界基本被确立。直到今天，西方文明所依持的仍是这一制度框架。
十九世纪，建立了民主政治的美国到处充满生机勃勃的独立精神，民主、自由、平等吸引着整个西方世界，但也引起一些人文主义者的担忧：他们看到了自由与平等，集权与民主之间的潜伏矛盾，如为了要保证平等，人们要求增强中央集权，而这却可能造成新的暴政等等。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主要表现在民主激进派和自由立宪派之争上。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在财富分配不平等解决之前，便不能解决财产和机会的不平等。是卡尔·马克思将这一论据放在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他不屑于借助人道、公正或道德，而是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有过著名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其实，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人文主义的认识，但马克思却对将其称为人文主义的说法十分愤怒，在他看来，人文主义不过是人们用来掩饰他们阶级利益的幻想和欺骗。在马克思死后，他的思想成了包括人文主义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的强大对手。
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十九世纪的最初三十年，是思想和文学创作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完全可以媲美文艺复兴。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在音乐艺术上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最能表现人文主义精髓的；歌德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巨人，与达·芬奇一样，歌德对科学的冲动、对自然的热情（他对地质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的研究持续了50年之久），成了他艺术创作的源泉，这一切的结合使他取得了最高成就，这既表现在他的表达能力、也表现在他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人所达到的平静心境上。
与歌德有生死不渝友谊的席勒有着一个共同的信仰，他们坚信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个人修养的力量，而这正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他们认为古希腊人是最接近这个理想的，同一时期的英国浪漫作家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济慈与他们一样，雪莱甚至说“我们都是希腊人”。
今天，重温穆勤《论自由》中的一段话是不无意义的：“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他的人民成为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她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事业的。”
十九世纪是一个创作小说的时代。狄更斯、夏绿蒂勃朗特、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小说家。与十六世纪末伟大人文主义戏剧家沙士比亚一样，他们是十九世纪的伟大人文主义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里，到处充斥着丑恶、蒙昧、狭隘、自私、愚蠢的男男女女；也处处可见自信、高尚、善良、勇敢、尊严的男人或女人。人类的分裂人格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认识这一点的人文主义是浅薄的。在追求智慧和宽容时，不要忘记人所难免的愚昧和偏狭，这便是十九世纪人文主义的人生态度。
1870-1914被历史学家称为自由主义顶峰时期。脱胎于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恰因为“自由”而涣散、分裂，最终僵化。但是，在自由主义衰落之后，沉寂的人文主义却并未死亡，相反，它以更加多样而强大的形式复活了，这一现象在后来被一次次反复证实。
我们能否以据此说：“在人兽之分上，人文主义是人的本质表征”呢？
新的人文主义 The New Humanism
人们认为进入二十世纪的标志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站在人文主义传统立场看，这种“进入”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开始了。阿伦·布洛克认为，这一“进入”的时间应以1883年为标志，“现代”一词也恰好出现在这个时间。
人文主义的“现代时期”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暴的中心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丹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is）在《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中这样描述易卜生：“他大胆地把戏剧变成了一个严肃地讨论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并没有包在历史的伪装里，而是取自当代生活，不加评论和解释，通过前所未有的精彩对白，直接提出来的。”显然，易卜生承袭了人文主义传统；但有趣的是，他却鄙视人文主义这正可以作为人文主义多元性的又一例证。
这一时期还有个值得一提的人：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认为是一个“在潜藏的令人吃惊的世界中进行探索的孤独探险家。只有抱着人文主义的信念才有勇气继续下去，这个信念就是，只有增加了知识，特别是认识自己的知识，才能使人得到自由。”他对“无意识”的发现和研究使西方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这正如马克思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一样。
反对、诬蔑从一开始就在等着弗洛伊德，这是因为他向所有禁忌中最深的一层不许公开讨论性的问题提出挑战，但最终大多数文明人接受了这个信念：弗洛伊德科学地证实，不快活是神经官能症，而这是性压抑引起的；因此，男人或女人若要快活，他们的性本能必须不加压制地发挥。
可列入这一时期人文主义名单上的还有尼采、荣格、斯特拉文斯基、托马斯曼、马克斯韦伯、爱因斯坦、毕加索、罗素现代时期是一个纷繁时期，各种“主义”纷纷登台，求新与怀旧、浪漫与古典、保守与革命、热情与颓丧统统交织在一起，成为让人眼花缭乱的洋洋大观混乱、冲突、异化、分裂成了这一时期的特征。想想看，从伦琴发现X光，居里夫妇发现镭，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直到出现希特勤和斯大林（从本质上看，这是一对真正的同道者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哪件事不表现前面提到的冲突？
有一个有趣的话题，当有人问毕加索“什么是艺术”时，毕加索反问：“什么不是？”这让人想起有人问释加牟尼“佛是什么”时，释加牟尼回答：“众生皆佛。”那么，当有人问“什么是人文主义”时，答他“让人活得更好的主张”如何？
人文主义从没有统一定义，如果一定要对它的特点作一个概括，可归纳为下述三点——
第一，人文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但它并不排斥以神为中心的神学观点和以自然秩序为中心的科学观点。
第二，人应该有尊严；这一尊严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这包括创造、交往、观察、理解和想像等，释放这种潜能的办法是教育和自由。
第三，人的思想十分重要，它的形成既不能孤立于社会和历史，也不能简单地归于经济或政治，它是本能和这一切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不同、时空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通向真理的路绝不止一条。
人文主义的前途 The Future of Humanism
站在二十世纪末往回看，对人文主义构成挑战的力量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人口的增长；第二，技术的进步；第三，极权主义；第四，战争与暴力。
当人口迅速增长以至贫困笼罩大部分人时，人文主义所珍视的价值便会变成奢谈；技术令人目眩的发展，会让个人价值显得越来越渺小；极权主义要让人们相信：只有民族、阶级、国家才是有价值的，个人的价值会在爱国一类的大话下被否定或剥夺。如以希特勤为代表的法西斯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能把对人的镇压和迫害变成儿戏一般；再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能让人的尊严荡然无存；至于战争与暴力，那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不独于人文主义有害。
大体说来，人文主义的活跃总是伴随着一种时代的进步，即当环境许可时，天赋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及至社交、关怀、合作、沟通等意识便会被唤醒，并通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这种现象非西方文明独有，在中国、印度以及一切文明发源地，都可寻得这种历史的痕迹，只不过在西方更突出罢了。代议制、民选政府、法治、言论自由、公共教育、规则竞争等等，莫不来自人文主义。在那些相对贫困和落后的地方，与之相伴的往往是国民素质低下、专制、法治不健全、司法不独立、无民选政府、教育不平等、言论不自由、垄断等等。这应该可以证明：人文主义是民主政治的根，在人文主义意识尚未被唤醒的地方，一味鼓吹无根的民主、自由，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们来想一想欧盟吧，它的提出和建设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进程，不论现在存在多少问题，也不论未来还有多少艰难，但她诞生了并在成长着，她身上处处可见的人文主义传统，必将使她不断追求并逐渐步入完美。也有人提出建设“亚盟”的建议。但我很难想像这能在短期内成为现实，至少五十年内不会真正成为现实因为这不是一块人文主义盛行的土地。
我深信人文主义不会消亡，因为它是人类心底最珍贵的感情，它可以让人的心灵美丽而丰富，生活平和而坚实。
人文主义与企业文化 Humanism and Corporate Culture
近几年来，人文主义成了不少企业宣扬和鼓吹的文化。近一二年，更有“企业公民”的提法，想是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如当年“公民”在法国被提出并大加宣传一样。这一切至少在表面是美好的尽管实施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远未被认识。
2004年7月的《读书》中有一篇梁小民的文章：《拯救亚当斯密》。文章论述了亚当斯密两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关系。《道德情操论》首版于1759年，最后一版完成于1790年，先后修订凡30年；《国富论》首版于1776年，终版为1786年，先后修订10年。与作者倾注的心血比，《情操论》远高于《国富论》；而在其身后，《国富论》的名气却远大于《情操论》。
《情操论》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伦理观；《国富论》从人的利己心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利益观。这一不同出发点的相反论述，在经学史中有“斯密之谜”之称。在我看来，持“谜”观的人像摸象的瞎子，要么只见利人，要么只见利己，却不知利人即利己。
如果在深入理解利己和利他之后，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首先应该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并尽力维护它；同时，每个人又要尊重和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天意，违背它，包括合理私利在内的一切都会毁灭。也就是说，为保全人类的私利，必须要行利他之事。斯密将“道德情操”定义为“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情操论》论述的正是利己的人如何通过控制自己的私利行为使市场成为一个有道德情操的市场经济社会。
斯密认为，“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斯密也强调：“自利（self-interest）绝不等于“自私（selfishness），”更不等于“贪婪（greedy）”，我认为，前者是合理的客观存在，而后者却将人带入罪恶的渊薮。或者说，“利己”是生态，而“道德情操”是生态得以延续的依据。
说到这里，我想起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墨子。与同时代的孔子比，墨子的思想更真实、更可敬、也更深刻。孔子是“罕言利”的，凡提及利，他均排斥。“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义在他看来便是“克己复礼”，即维护周天子的秩序。为此，他甚至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墨子在此一途与孔子针锋相对，他首先主张要尊重并维护人之所欲，即保障人对衣食住行，男欢女爱的合理需求。他从不讳言利，相反，他认为“义，利也”。将利看成义的基础和来源，认为没有利就没有义。但他也反对扬朱的那种一心“为我”，以至“拨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所说的利是建立在互敬互爱、互惠互助上的，兼顾个人需求和集体需求的共同利益。他还具体教人实现这一追求的方法“兼相爱，交相利”，即从互爱出发，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这些思想充分表现了墨子以人为本的义利观，漾溢着人文主义光彩。
墨子的思想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当社会充斥贪婪、冷漠、侵犯、掠夺时，我们都该重温、记取并实践墨子“利人者利己，损人者损己”的教导，唯如此，社会才会有和平、和谐，才会让包括每一个体在内的人获其应得之利。
真正弄清楚这些思想，对于构建企业文化应该大有益处。我们不能只强调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使企业文化变成空中楼阁；也不能只强调利己而使个人行为失去约束。比如，许多企业都在提倡的“相互信任”、“正直不阿”、“团队协作”、“善良宽容”、“和平公正”等，均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现实却大多流于空谈；而“激励”、“褒奖”、“福利”、“高薪”等，均为满足个人的利己需求，但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始料难及。那么，该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建立平衡呢？这是一个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难题。之所以难，乃在于人性的弱点和利己的尺度（道德）不仅会因人而异，也会因地、因时而异。
对于企业，一个可能奏效的方法是：
第一步，将“天性”相近的人聚在一起。所谓天性，是指一个人在过往时空中从其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本能中获得的认知、思想、行为、习惯等。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企业和人分成“善类”与“非善类”。“善类”与“非善类”与该企业或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企业（当然是“善类”企业）只对聚在一起的“善类”个人施以教化并满足其合理利益；对“非善类”个人，则不适合此法，因为成本过高且欲壑难填。反之，“善类”个人对企业的选择类似。
第二步，由聚在一起的“善类”共同设立目标，回答“活着到底为什么”，“十年内我们要干成什么”一类问题，这需要以价值观为基础。同是“善类”，妥协统一不会太难。
第三步，由“善类”自己建立约定，包括基于道德情操的约定和基于利己追求的约定，并找到执行的方法。
第四步，实施、修正、重复第一步至第三步。这一问题的展开将构成另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并给出一个粗略的意见，待有机会时，再重拾这个话题。
2004年7月15日
